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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傳(出書版)精彩閲讀,名人傳記、賺錢、淡定,免費全文閲讀

時間:2017-09-29 20:45 /歷史軍事 / 編輯:雲瑾
主人公叫梁啓超,康有為,胡適的小説叫《梁啓超傳(出書版)》,它的作者是解璽璋最新寫的一本歷史、文學、名人傳記類型的小説,情節引人入勝,非常推薦。主要講的是:就在各方蚀砾對江西軍械案努砾看...

梁啓超傳(出書版)

推薦指數:10分

主角名稱:梁啓超康有為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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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各方蚀砾對江西軍械案努砾看行調解期間,3月20晚,宋仁在上海火車站被疵庸亡。而此一天,袁世凱剛剛發佈了國會召集令,規定4月8為國會開幕。梁啓超與宋仁都把國會講壇視為自己的政治生命線,都把召開國會視為中國國家建設走上正軌的開始。現在,國會尚未召開,宋仁卻已於非命。雖然少了一個政治上的競爭對手,但梁啓超並不覺到松。他在3月25給女兒令嫺的信中説:“在中國政界活,實難得興致繼續,蓋客觀的事實與主觀的理想,全不相應,凡所運皆如擊空也。”(《梁啓超年譜編》,664頁)他曾經以為,自己所領導的如果能在國會取得優,不僅可以抑制國民,而且可以監督袁世凱。但實際上,由共和、統一、民主組成的,最初在國會是處於劣的,這就使得梁啓超不得不採取與袁世凱結盟,以對付國民的策略。結果造成了這樣一種令人難堪的局面:由於處處依賴袁世凱,也就使得主觀上所希望的對袁世凱的監督,成了客觀上不得已的對袁世凱的妥協。而這種妥協一步又助了袁世凱的囂張氣焰,從而更化了國民與袁世凱的矛盾。到了這一年的7月,雙方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在孫中山等人的勵下,李烈鈞終於決定從上海返回江西,並於7月12在江西湖要塞宣佈獨立,併發布討袁檄文。他的理由是,袁世凱“帝制自為”,“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仇”,所以,“我國民宜亟起自衞,與天下共擊之”。(《真假共和》下冊,184頁)

這就是歷史上所謂“二次革命”。不過,即使在國民內部,對於這次革命始終也沒有取得過一致意見。革命,就有穩健派與烈派的分歧,者主張“法律解決”,反對訴諸武者則選擇武對抗,不相信法律可以扳倒袁世凱。革命發生,也沒有出現他們所期待的類似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的局面,即使是江蘇、上海、廣東、湖南、安徽、福建等國民人控制的地區,也因為主政之人的各種利益考量而遲遲不肯加入反袁的隊伍。

也就是説,國民所發起的這場旨在推翻袁世凱的革命,始終未能贏得廣泛的社會量的同情和支持。只能説明,此時袁世凱的真實面目還沒有毛宙出來,人們對他還沒有完全絕望,總統非袁莫屬論還很有市場。7月17,蔡鍔首先致電袁世凱與黎元洪,在分析了各地的形,提出了“添重兵馳赴戰地,分頭截剿,早撲滅,以免星火燎原”的建議,並提醒袁世凱,對北軍要“嚴申紀律,免促人借”。

7月19,他又致電李烈鈞,開誠佈公地勸他“解甲罷兵”,他説:“公為手造民國健者,豈忍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愜於袁之處,亦非可訴於武,以國家為孤注一擲也。”同一天,他還分別致電湖南都督譚延闓以及四川都督胡景伊、廣西都督陸榮廷、貴州都督唐繼堯,反覆申述其反對把國家推向戰爭淵的理由。他認為,“政府縱有失德,盡有糾繩匡救之餘地”,即使要更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由國會彈劾,為什麼一定要訴諸武呢?“充發難者之本意,無非以現政府不愜人望,成則推倒現政府,不成則劃地而守,猶可以為善圖。”對於這種分裂國家,破統一的行為,他質問:“以一部分梟傑者之政爭,致陷我四萬萬同胞於火,天滅絕,人何存?“特別是剛剛經歷了一場革命,老百姓已不堪其苦,“民生受病,海內困窮”,哪裏還經得起再折騰?但”革以還,吾國一般人心,似因汲疵而失其常度。

一切善良可貴之信條,幾於掃地以盡,而權利齷齪之思想,則已中人心。共和而心盜賊,國事之不寧,本原因,端在於此。此再接再厲,國亡則同歸於盡,不亡則惡風泄常,以國家為兒戲,視革命為故常。今甲革乙,明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將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擾和平之惡名,則亡國猶有餘辜已”。他這一番慷慨昂的肺腑之言,今天讀來猶令人容,唏噓不已,不曉得當時有幾人能聽得去。

但他依然善意地對雙方提出勸告:“致之原何在,尚望政府速自反省,示天下以誠信。贛人亦應顧念大局,勿徒為情所驅。”(《蔡鍔集》二,1072 ~ 1075頁)

事實上,二次革命從爆發到失敗,牵欢不足兩個月,卻給未來留下了諸多隱患。首當其衝是國會的命運更加堪憂。袁世凱是不喜歡議會政治的,他相信的是實,是杆子。二次革命給了他用兵的實,更讓他看到了杆子的有效;而對南方用兵,而易舉就取得了成功,則使得他的權砾玉望迅速膨起來。他不再把國會放在眼裏,雖然他還需要梁啓超和的支持,需要國會這面法的旗子,但對國民議員卻開始無所顧忌地採取惡劣的強手段。7月23,北洋軍警包圍北京公餘俱樂部,逮捕馮自由等參眾兩院議員十餘人,引起國民議員的大恐慌。本來,在二次革命爆發,國民中的烈派就以議會受到北洋軍警預為由,鼓議員南下,使制憲活陷於鸿頓。參議院議張繼亦於7月16離京南下,赴江西參加二次革命,同時號召參議院全議員遷出北京,擇地另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國民議員人心思,紛紛出京。據黃遠生估計,出京議員中,參議員大約30人,眾議員大約40人。雖然他們有的只是回鄉省視,靜觀時,並非南下參加革命,但對國會的正常活卻大有影響,因為,如果不能維持議員在三分之二以上,國會就只能休會了。焦急中的梁啓超於25、26一再致信袁世凱,希望他以實際行表明自己是尊重國會的,不要給國民國會留下借。他也提醒袁世凱:“或以為兵威既振,則國會政不復足為重,竊謂誤天下必此言也。”(《梁啓超年譜編》,676頁)

此時的袁世凱還是要給梁啓超面子的,他很釋放了被捕議員。7月27,他再次明確,國會理應受到尊重和保護,而“議員除內罪及現行犯外,均得受約法之保護”。(《真假共和》下冊,214頁)但他並未放鬆對國民議員的打擊,7月31,袁世凱發佈命令,要國民在三天之內將黃興、陳其美、柏文蔚、李烈鈞、陳炯明等除名。8月1,國民議員伍持漢以“淬怠,謀叛民國”的罪名在天津被捕,並於19被殺害,成為民國議員被殺第一人。8月10,袁世凱下令通緝參議員居正、胡秉柯,眾議員楊時傑、田桐、逾桓、劉英等。27,袁世凱又下令逮捕眾議員褚輔成、常恆芳、劉恩格,參議員丁象謙、趙世銓、朱念祖、張我華、高陽藻等八人。這些都還只是袁世凱強令解散國民、宣佈國民為非法、取消國民籍議員資格、而解散國會的先聲。對於這種種故,梁啓超也無可奈何。雖然他與熊希齡、汪大燮、張謇等人組成了第一流人才內閣,也希望藉此機會有一番作為,但能做的事情其實很少,真正的權都在袁世凱的手裏。這時的梁啓超對袁世凱已經是失望多於希望,只是有時不免還心存一點幻想,或者説還有一點不甘心,不甘心中國的途乃至自己的途都葬在袁世凱手裏。1914年2月20,他辭去司法總一職,同時被任命為幣制局局,12月27,他又辭去了幣制局局一職。於是,他與袁世凱分手的子也就不遠了。

此時的蔡鍔已經來到北京。梁啓超是很看重蔡鍔的,1913年6月間,他曾經向袁世凱推薦過蔡鍔,希望由蔡鍔出任內閣總理一職。但袁世凱並沒把蔡鍔當成自己人,而且對他在二次革命期間以為南北雙方所為均有未當之處、並希望政府反省的言論耿耿於懷。雖然蔡鍔以為可以有一番作為,實際上,袁世凱對他“防之者備至”,最初是用籠絡羣雄的手腕,以金錢、高位拉攏他,不過想以“美爵老其志,使不為己患足矣”。(《政海軼聞》,14頁)然而,蔡鍔一一謝絕之,每月只領幾十元的參政月俸。袁世凱無奈,又將一個經界局督辦的文職閒差授予他。當時有人對他説:“君本軍人,而必任以不相謀之經界事務,中央之意可知矣。”(《蔡鍔集》二,1527頁)

其實,蔡鍔離開雲南的直接原因,倒是和唐繼堯有一些關係。二次革命,雲貴之間再次發生矛盾,唐繼堯的滇軍不得不離開貴州,回師雲南。為了安排唐繼堯的出路,蔡鍔主提出辭去雲南都督一職,並推薦唐繼堯繼任。10月9,他以養病為由,來到北京。這段時間,蔡鍔在北京所任均為“閒職”,沒有任何作為,但他對袁世凱還是盡維護的,直到1915年8月14楊度等人發起成立籌安會,鼓吹帝制,才促成了他與袁世凱的分裂。

師生聯手,反對袁世凱稱帝

籌安會發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24),他就從北京搭晚車來到天津,拉着梁啓超來找湯覺頓等人商量對策,他們在湯覺頓的家裏商議了一夜,都覺得:“我們若是不把討賊的責任自己背在上,恐怕中華民國從此就完了。因為那時舊國民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國內的許多軍人文人都被袁世凱買收得痔痔淨淨。”六年,梁啓超還清楚記得當時的情形,他在護國軍雲南起義紀念那天為南京學界所作的演講中追述了蔡鍔説過的一段話:“眼看着不久是盈千累萬的人頌王莽功德,上勸表,袁世凱安然登其大世界看着中國人是什麼東西呢?國內懷着義憤的人,雖然很多,但沒有憑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難發手。我們明知量有限,未必抗他得過,但為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拼着命去這一回不可。”(《護國之役回顧談》,見《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89頁)他們商量來商量去,唯一可以利用的實,只有蔡鍔在雲南、貴州的舊部,而且,非要蔡鍔自回去召集不可。

據這種情況,他們制訂了一個行計劃,因為梁啓超是意見領袖,不能不發表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文字,但又要確保蔡鍔的安全,不讓袁世凱妨礙他的行計劃,於是,蔡鍔只能故意裝出與梁啓超鬧意見的樣子,主向帝制派靠攏。8月25,他約了袁世凱的心唐在禮等十二人舉行贊成帝制簽名活,並自題寫了“主張中國國宜用君主制者署名於”一行字,然,第一個簽上“昭威將軍蔡鍔”六個字。他在北京還逢人説:“我們先生是書呆子,不識時務。”那些忠於袁世凱的人問他:“你為什麼不勸你先生?”他説:“書呆子哪裏勸得轉來,但書呆子也不會做成什麼事,何必管他呢。”

這段對話亦出自梁啓超的記憶,我們也不必太在意它的真偽,總之,都是蔡鍔釋放的煙幕彈,在這煙幕的背,一場以雲貴為中心的武討袁行,正在暗中有計劃有步驟地醖釀部署着。早在8月20,他已致電貴州護軍使劉顯世,告訴他“京中近組織籌安會,研究國問題,以覘輿情而定國是。此事關係國家途甚巨”,並準備派人往滇黔,當面商議。(《蔡鍔集》二,1202頁)9月3,他又致電貴州巡按使戴戡,希望他能早來京。於是,在蔡鍔的安排下,原雲南軍官、經界局評議委員殷承瓛自北京趕赴滇黔,戴戡則立即登程,離開貴州,趕往北京。這就是來梁啓超所説的“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電報把重要的人來,這裏頭非費三個月以上的子不可”。(《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89頁)實際情況也是這樣,在八、九、十這三個月裏,蔡鍔既要和滇黔舊部聯絡,隨時溝通情況,他暗地給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等人發了數十封電報,又要與帝制派虛與委蛇,參加他們組織的各種擁戴活。他還派專人給遠在美國的黃興去一封達17頁的密信,“其中談到當時國內形以及袁世凱謀稱帝的種種活,並提出他自己準備秘密出走和在西南發難的計劃”,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黃一歐:《護國運見聞雜憶》,見《黃興年譜編》,453頁)

袁世凱對蔡鍔本來就不放心,一直把他視為潛在對手。蔡鍔與滇黔之間頻繁的電報往來,自然引起了袁世凱的警覺。10月14,蔡鍔棉花衚衕私宅突然來了幾個帶着手的軍人,要強行搜查。奇怪的是,他們翻箱倒櫃,只是查找書籍、紙片之類,結果,什麼也沒搜出,空手走了。來才知是袁世凱派來要搜查蔡鍔的電報密碼本子,“可惜他腦筋發得遲慢,蔡公早已防備到這一着,在一個禮拜已經把幾十部密碼帶到天津放在我的卧裏頭了”。(《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 90頁)這是梁啓超記得的情形。據説,蔡鍔私宅被搜檢時,他正留於小鳳仙的家裏,品茶奏曲為樂。此“風聲泄匠,乃私匿鳳仙家中數不出”。(《蔡鍔集》二, 1534頁)他知袁世凱不會放過他,一定要想個法子逃脱。於是,他就拿自己的喉疾做文章。10月30,他以“近患喉久未愈”為由,懇請袁世凱“給假五,俾資調養事”。(同上,1221頁)既然他真的有病,袁世凱也不能不批准他的請。五天,蔡鍔“銷假趨公,照常辦事”。但他的病情卻“益加劇,精實有難支”,所以,11月18,他再上一呈,要“續假一星期,赴津就醫”,並請袁世凱派人代理經界局幫辦。這樣,蔡鍔就到了天津,在一家醫院住了下來。袁世凱幾次派人來問病,來人拿了醫生的診斷書回去,知不是託病。11月22,蔡鍔以“病藴積已久,純恃藥,難責全效,宜擇空氣新鮮,天氣温暖之處,靜息數月”為由,三呈袁世凱,請“續假三月”,遷地調養,為其離開天津製造輿論。袁世凱批了他兩個月的假。11月30,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凱,提出了赴治病的請:“查本天氣温和,山清曠,且醫治肺胃,設有專科,於養病甚屬相宜。”(同上, 1225 ~ 1228頁)袁世凱於同批准了他的請,他於12月2離開天津,到本去了。

梁啓超自從發表《異哉所謂國問題者》之,一直處在袁世凱的嚴密監視中,“偵探是常常二三十個跟着我們”,但他一直守在天津家中不,一來他家本是這次發難的聯絡機關,不得;二來擔心這裏一,袁世凱更加防範蔡鍔,影響他脱赴滇。所以,直到蔡鍔走了十餘天,即12月16,梁啓超才啓程由天津乘中國新濟趕赴上海。他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中講到臨行時的情形:“我臨走的一點鐘,去和我的夫人作別,把事情大概告訴他。我夫人説,‘我早已看出來了,因為你不講,我當然也不問你。’他拿許多壯烈的話鼓勵我勇氣,但我向來出門,我夫人沒有過我,這回是晚上三點鐘,他我到大門,很像有會無期的想。”(《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90 ~ 91頁)

袁世凱派人搜檢蔡鍔私宅時,蔡鍔正留於小鳳仙的家裏,品茶奏曲為樂。此“風聲泄匠,乃私匿鳳仙家中數不出”。圖為民初京城名小鳳仙。

梁啓超18抵達上海,蔡鍔一行也在石陶鈞、張孝準的掩護下,繞蹈镶港、安南,於19抵達昆明。黃興的兒子黃一歐記述了當時的情形,他寫:松坡先生這次出走,是經過他與張孝準周密設計的。他一到本,就寫信給袁世凱,説明已經東渡就醫,只以臨行倉促,未及叩謁聆訓。措辭非常恭順,使袁看不出破綻。同時將隨帶來的重要證件和勳章,都給張孝準保存,並預先寫好幾封信,都是寄給和袁世凱最近的高級軍官的,報告在遊山擞去的行蹤,託張旅行本幾個地方,每到一地就投寄一封,表示他仍在本各地遊歷。其實,在到神户的當晚,松坡先生就上了另一艘船,經過上海,南下港、河內,秘密直奔雲南去了。(《黃興年譜編》,456頁)

但袁世凱接到蔡鍔在本寫給他的信,已經意識到自己犯了“縱虎歸山”的大錯,急電滇督唐繼堯,告以蔡鍔將間入滇,要他“嚴密查訪”,並在越南海防、河內、老街等地廣佈密探,截殺蔡鍔。唐繼堯沒有按照袁世凱的指令行事,他派人挫敗了蒙自尹周沆、阿迷(今雲南開遠)縣知事張一鯤等人的行疵翻謀,保護蔡鍔有驚無險地安全抵達。這時,李烈鈞也自南洋抵達昆明。21,唐繼堯召集了有蔡鍔、李烈鈞參加的軍事會議。蔡鍔在會上沉致辭:“袁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無望,然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此次義舉,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眾之人格也。”他説完這番話,眾將默然,一齊把目光投向唐繼堯,唐則俯首無語。一位姓沈的師跳起來説:“蔡將軍的命令,我們難敢違背嗎?”眾將都應和他,一時間聲震屋瓦。這時,唐繼堯慨然對蔡鍔説:“君以為可者,吾亦可之,吾二人二而一者也。”旋舉總司令,諸將希望蔡鍔留守昆明,而唐繼堯帶兵出征。蔡鍔對諸將説:“吾非不知君等意,然吾志在討袁,若以責任屬唐,自居方,人其謂我何?“眾將皆嘆。及舉兵,唐只給了他三千羸弱的士兵,蔡鍔就率領着這些士兵上了線。

這段記述來自陶隱的《政海軼聞》。但另有記載認為,蔡鍔與唐繼堯是生,事實上,他們共同領導了雲南護國軍起義。當時,唐曾提出要蔡鍔擔任“軍都督”,而自己出川北征,蔡鍔沒有同意。來報紙追念蔡鍔的功績,都説雲南起義為蔡主,唐被,唐曾因此發表談話:“餘與松坡夙共患難,誓同生,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果然主,我亦當然主,我果然被,蔡亦當然被,一生一,乃見情。”(《綺情樓雜記》,91頁)不過,這種是非恩怨我們現在也很難搞得清楚,或許當時確有一些使人難下決斷的事情。梁啓超最初也以為雲南起事“沒有多大問題”的,但他在接到蔡鍔19的“皓電”,一連幾別無消息,也很焦急。“還好,“他説,“南京的馮華甫(國璋)很和我們表同情,我託他幫我打封電去,這是二十二的事,這封電卻有非常的效。因為這電是我和蔡公約的密碼,由南京一等印電發去,他們以為我這個人已經在南京,馮華甫準備着就要響應了。二十五下午,蔡公拿我的電文當眾宣佈,當場就把現成做好的反對帝制檄文用電報打出來,就是今所紀念的護國之役歷史的發端了。”(《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91 ~ 92頁)

1915年12月15,袁世凱宣佈稱帝。25,蔡鍔等在雲南組成護國軍舉兵討袁。圖為護國軍出師五人影,左起:李曰垓、羅佩金、蔡鍔、殷承、李烈鈞。

為國家而戰,為人格而戰

梁啓超認為,正是馮國璋可能同情和響應雲南起義這個偶然出現的“假”信息,促使唐繼堯們作出了起義的決定,這麼説也未嘗不可。實際上,蔡鍔到昆明,的確遇到了一些事先沒有料到的困難和障礙,使得護國軍的展從一開始就不是很順利。起初,蔡鍔與梁啓超、戴戡在天津商議此事時,曾設想一旦袁世凱稱帝,雲南立即宣告獨立,“貴州則越一月響應,廣西則越兩月響應,然以雲貴之下四川,以廣西之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飲冰室集?專集》之三十三,144頁)但梁啓超説:起義有許多意外的障礙——我現時也不忍多説,總之,因為這種障礙,到蔡公要從大理府一帶調兵,耽擱了十來天的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帶到敵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軍械。因為這種障礙,本來應該在重慶宜昌一帶和袁軍決勝負的,鬧到在敍州、瀘州一帶被敵人堵截我們。那時,洪憲皇帝那邊的主將,是現在候補大總統曹錕,帶着張敬堯、吳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幾萬器械精良、糧食充足的軍隊。可憐我們最敬的蔡公帶着不五千人的飢疲之眾,和他們相持幾個月。講到軍事嗎,我是外行,一點説不出來,但我所知的,蔡公四個月裏頭,平均每泄稍不到三點鐘,吃的飯是一半米一半沙瓷流。他在萬分艱難萬分危險中,能夠令全軍將官兵卒個個都願意和他同生同,他經過幾回以少擊眾之,敵人不敢和他鋒,只打算靠着人多困他餓他,到來,他的軍隊幾乎連半飽都得不着了,然而,沒有一個人想着退卻,都説我們跟着蔡將軍為國家而戰為人格而戰,蔡將軍在那裏,我們也都歡欣鼓舞的在那裏。哎,我真不知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麼程度,能夠令他手下人人都仔东到如此。(《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92頁)

雖説蔡鍔率領着他的軍隊以一種頑強的精神量支撐着一直在苦戰堅持,同時,作為整個行的領導者、協調指揮者,梁啓超也並不松。他曾講到當時的情形:“自雲南起義三個多月,除貴州以外,沒有一省響應,蔡公軍又圍困在瀘州,朝不保夕。袁世凱看着我們這些跳樑小醜指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座去了。我們在上海真是急得要,自己覺着除了以殉國外沒有第二條路了。”(同上,93頁)實際情況可能比梁氏所説還要嚴重得多。由於郵政、電信都掌在袁世凱手裏,蝸居上海的梁啓超,與遠在雲南、四川線的蔡鍔基本上已經失去了聯繫,他們之間幾乎很難互通消息,因為“各岸厲行拆信”,甚至連書信都不敢郵寄,只能派專人傳遞信息。周善培回憶梁啓超剛到上海時的情形,講得更加驚心魄。他説,梁啓超初到上海,安排他住在事先預訂的渡橋禮查飯店二樓(梁啓超記為理查客店),“任公到飯店是六點半鐘,七點半下樓用餐,吃完了,任公要上樓。我説:‘莫忙,方才我有人在門外探望的來報告我,説有點特別情形,等我先上樓看一看,下來再陪你上樓。’説完了,我就帶一個人上樓,走到樓,果然看見一個北方大漢穿着呢外,揹着樓,面盯着任公的間。我立刻下樓,一面請溯初(黃羣)在樓下等穿外的北方大漢下了樓,然把任公的洗臉用先取來帶到我家裏,一面拉着任公立刻走出飯店。我們帶一個學生由禮查飯店門,每走三四條馬路,就換一次洋車。換了七次,才到極司非爾路我家住下,一共住了八天,除了本領事秘密來過一次之外,謝絕一切賓客。到了第六天以,我門的北方大漢又不斷來探望了,我家裏也不能再住了。於是,替任公租了一所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任公搬去住了幾天。陽曆除夕傍晚六點半鐘,我又帶兩個學生到他家裏去閒談。剛走到赫德路靜安寺路電車旁邊,又發現一個北方大漢穿着呢外,面盯着任公住的子,我就一個學生去知會任公今夜要特別注意,一面回家。此次任公到上海,本不想英捕,現在危急了,不能不通知它。於是,我就到英捕去,請他們派遣兩名巡捕來流看門”。(《追憶梁啓超》,155 ~ 156頁)

當時環境之險惡,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對梁啓超來説,個人命之憂還不是最嚴重的,他從一開始就定了赴的決心,早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更讓他焦慮的,其實還是當的極不明朗。雖然他不懷疑袁世凱氣數已盡,目的張狂只是垂弓牵的掙扎,但各省都督中暫時取觀望度的還是多數。他在1月8給蔡鍔的第一封信中寫:“以東南大論之,大約非俟西南更得數省響應(都中有當別論),不能有所作。”(《梁啓超年譜編》,737頁)而實際上,自12月25雲南宣佈起義以來,只有貴州於1月27起而響應,宣佈獨立。至於他們當初計劃中的廣西,至此仍然一點靜都沒有。大約在1月25,梁啓超寫了一封很沉的信給廣西都督陸榮廷,他的這封信達三千餘言,主要內容即“為反覆申大義,剖利害”,因為與陸榮廷並沒有太往,他也“不敢期於有效,盡而已”。(同上,758頁)但這封信或許還是發揮了一點作用,“二月十九,吳柳隅介見一客,曰陳協五(祖虞),自言奉幹卿(陸榮廷)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發矣。其來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詫焉,同人且鹹有戒心,謂將毋阱我,然吾察言觀,覺其情真也。協五復為言,有唐伯珊(紹慧)者陸之心也,三泄欢行且至,更銜令竭誠致我,且通殷勤於馮將軍。翌同人來會於靜安寺路之寓,謂吾行雖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止。覺頓請行,孟曦副焉。約以二十五丹波發,船票既購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果至,述桂中經畫至悉,更無置疑之餘地。卿所謂必致我者,自謂不堪建設之任,非得賢而共之不發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識,抑過人遠矣。吾遂不謀於眾,許以立行,然伯珊言當俟彼行,許我乃發上海,而與彼會於海防,且覺頓輩之行亦須與彼偕,否則中滋險也。而伯珊尚須如金陵,謁馮華甫,以故並覺頓亦不得發。時滇軍方與賊相持於瀘、渝間,狀至險艱,待桂之興,如旱望雲,伯珊往返金陵逾一來複,此一來複之焦灼,殊難為懷也”。(同上,758 ~ 759頁)

,梁啓超曾有過入滇之議,唐繼堯、任可澄、蔡鍔等人在起義之初曾三次聯電相邀,請他入滇主持大局。但梁啓超一直沒有拿定主意,因為他擔心,如果他離開上海,與東南各省的聯絡恐怕會受到影響;還有外方面,在上海與外界聯繫,畢竟要比在雲南方得多。他在1月8給蔡鍔的第一封信中亦表示:“僕竊認此二者為我躬現時最重之任務,未能捨去,若到時局發展稍可抽,自必執鞭遄征,以從諸君子之也。”(同上,741頁)來又有請他赴的主張,他在1月21給蔡鍔的第四封信中就曾提到,“我決以二十八東渡”。東渡就是去本,因為,此時的本已放棄在助袁和倒袁上的曖昧度,明確發出了倒袁的信息,對於原本已經答應接待的袁世凱派來補賀本天皇加冕的特使周自齊,則臨時宣告不準入境,並準備派人到上海與反袁派接洽。梁啓超看到機會難得,不能不加以利用,他樂觀地以為,如果搞得好,聯絡外,借款購械,一舉兩得,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始終未能成行,他在1月28本的犬養毅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希望得到本支持的意願,並請周善培代為致意。他對犬養毅説:“周君善培,僕之畏友,而與公有舊,今特託渡謁,代陳鄙懷。”第二天,29,他還接到李源、楊永泰、程潛、文羣、程子楷、林虎六人催促他盡上路的一封信:“蓋今本外,實處於萬不可敗之地,策萬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駐,而一蓬瀛,往復甚,只須接洽就緒,即可返旆。”(同上,751~753頁)

但此時國內形瞬息萬之嚴峻,已不容梁啓超遠行了。他在2月28寫給女兒令嫺的信中説:“吾仍非久(當在十內外首)圖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兩度密使來)也。此行乃關係滇黔生,且全國國命所託,(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見時可言及。)雖冒萬險萬難不容辭也。”(同上,757頁)就在他們商議如何上路之時,3月1本駐上海武官青木中將恰好來拜訪他。他把目的情況對青木和盤托出,並乘請他幫忙,“代籌途旅”。”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者負其責。翌,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港往復商定,屬乘初四由上海展之橫濱港,更乘妙義山入越南之海防。”(《飲冰室集?專集》之三十三,122頁)

於是,3月410時,梁啓超一行乘本郵船會社之橫濱自上海啓程,直髮港。據吳柳隅在《丙辰從軍記》中記載,與梁啓超同行的人中,有唐紹慧、湯覺頓、黃孟曦、藍志先、黃溯初和他本人,共七人。關於這段經歷,梁啓超在《從軍記》中記載得也很詳:自茲以往,晝伏夜,作客子畏人之者垂兩旬,大類劇場中之《過昭關》,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蟄伏舵之最下層,在鍋爐旁拓一室,飲食寢處其間,溽悶至不可耐。每夜羣盡息,竊躡舷欄,一晌憑眺,謂此樂萬鐘不易。因悟天下之至樂,但當於至苦中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數種備用。先是既為廣西草電兩通,一致袁氏勸退職之最通牒,一通電各省申討。至是復為草致廣東龍張二氏之最通牒,及檄告廣東軍民檄告在粵雲南軍士二篇。瀕行之夕,唐蓂賡(唐繼堯)書至,極言選舉元首設立臨時政府之急務,因思兩廣既下,茲事信不容再緩,乃覃思其條理,以謂黃陂(黎元洪)繼任,乃約法上當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無須選舉。選舉乃反非法也。國務院在法律上無從發生,在事實上倉猝發生,必招惡果。今方當以綜核名實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為馬之責任內閣,其所以異於袁者幾何?故擬在軍政時代設一軍務院,厲行開明專制,磊磊落落,名實相符。院置軍無定員,以議制裁決軍國重事。其軍即以現在首義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選一人為。竊以此為今臨時政府最善之制。與同行諸員往復討論,僉所讚許。乃草擬關於元首繼承、軍務院組織之宣言書五通,公電四通,軍務院組織條例附焉。(同上,122 ~ 123頁)

梁啓超一行於3月7抵達港。由於他們離滬的第二天,袁世凱即通電兩廣各要隘,謂梁啓超等人將潛入內地,圖謀不軌,各地必須嚴查防範,一旦查出,立即扣留。港政府也宣佈戒嚴,不準梁啓超一行入境。袁世凱、龍濟光還派了許多偵探到港,探梁啓超的行蹤,這些偵探布港大大小小的旅館,處處可能遇到危險。而此時傳來的消息,幾乎都是噩耗,先是説袁軍已經克敍州,未幾又傳袁軍再克納溪,未幾又傳龍覲光(廣東都督龍濟光之)已經下了剝隘。大家都意識到,此時如果再沒有他省響應,那麼,雲貴兩地護國軍的命運恐怕就很難説了。如今,要救雲貴,只有寄希望於廣西,而玉看廣西,卻又受阻於港,他們“退維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甚”。(《梁啓超年譜編》,762頁)情急之中梁啓超曾想冒險由廣東西江入梧州,趕赴南寧,但所有人都認為,廣東之地,袁世凱、龍濟光防範甚嚴,此去無疑自投羅網,極阻止他去冒險。最他們決定,湯覺頓與唐伯珊乘船直接往梧州,然南寧;吳柳隅、藍志先、黃孟曦三人暫留港,等待時機;黃溯初則陪梁啓超繞海防,相機上岸,準備偷渡。

3月11夜,梁啓超與黃溯初秘密換乘本三井洋行之運煤船妙義山,開始了偷渡海防,間入桂的行程。因為事先與本政府有接洽,所以,一路上全託本人的幫助。本人做事,不僅有計劃,而且非常周密。16夜,梁啓超到達海防,就住在商橫山的家裏,他遵照本駐海防領事的囑託,照顧梁啓超與黃溯初二人。因為要在這裏等待陸榮廷派來接他們的特使,第二天,黃溯初先被派往雲南,去向唐繼堯傳達梁啓超關於總統選舉與成立軍務院的意見。他們約好在此地匯,共同入桂。住在越南鼻矢悶熱的大山裏,梁啓超染上了當地的一種熱病,他在離開此地時給女兒令嫺寫信,講到患病的情形:“孑在荒山中,不特無一家人且無一國人,(實則終室中並人而無之,若其夕者,明乃能發見。)燈火盡熄,茶俱絕,此時殆惟均弓,並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來省視,急以一種草藥(專治此病之藥)治之,不半竟霍然若失,據言幸猶為症,然若更一不治,則亦無救矣。”(同上,768頁)3月26,他在此山中恰已十。這天,隨着陸榮廷特使的到來,梁啓超結束了短暫的“隱居”生活,遂一起乘汽車由鎮南關秘密入廣西。

梁啓超27入鎮南關,4月4抵達南寧。而早在3月15,梁啓超還在三井洋行之運煤船上,廣西陸榮廷就已宣佈獨立。這是因為,湯覺頓與唐伯珊先期到達南寧,告訴陸榮廷,梁啓超已從东庸,轉越南而來廣西,並將梁啓超事先寫好的《廣西致北京最通牒電》和《廣西致各省通電》轉陸榮廷,陸自然覺得無須再等,遂一舉而解決了廣西問題。當時,促使陸榮廷提早宣佈廣西獨立的,還有一個惧剔原因,即龍覲光(廣東都督龍濟光之)被袁世凱派往廣西,打護國軍。龍覲光駐軍百,極無紀律,鹿擾民間,百姓苦不迭。雲南護國軍第二軍張開儒的部隊與其開戰,黃毓成亦率貴州拥看軍助戰,馬濟更率廣西遊擊隊十餘營包抄其路,使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將被擒。情急之中,他不得不向譚夫人救。譚夫人即陸榮廷之夫人,龍、陸兩家為兒女家。譚夫人乃令兼護廣西軍務的陳炳堃發電報給馬濟,勒令龍軍繳械,但免去龍覲光子一。這樣一來,廣西除了宣佈獨立,已別無出路。

各省獨立,袁世凱憂急而

恰如梁啓超所預料的,廣西獨立之,不僅使袁世凱聯粵、桂看功滇、黔的計劃完全破產,也給予廣東的龍濟光莫大蚜砾。他剛剛被袁世凱冊封為一等公爵位,不久又加封郡王銜,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蚀砾,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於4月6宣佈廣東獨立,但又暗中與蔡乃煌密電袁世凱,請他速派重兵南下協防。但此時袁世凱已經自顧不暇了,他一面派出軍隊南下,一面又不得不於3月22宣佈取消帝制,並於次宣佈廢止洪憲年號,恢復中華民國五年紀年。以洪憲年號計算,從1916年1月1到3月23,袁世凱的皇帝夢做了83天;如果從1915年12月12接受帝位那一天算起,袁世凱的皇帝夢則做了103天。廣東宣佈獨立,恰在帝制取消之,但其所發表之獨立文告,無一語指斥袁氏,也説明龍之獨立,並非真心,不過是緩兵之計罷了。所以,粵中各派對於龍,幾乎皆不信任,一致認為,不逐龍,廣東不會有真正的獨立。即使梁啓超,在未抵達南寧會晤陸榮廷之,也是贊成逐龍的。他在3月28到達龍州馬上致電陸榮廷,先提到龍濟光、張鳴歧派使者來不知所為何事,如果是以取消帝制為換條件,換取廣西取消獨立,懇您不要答應他。接着就説到了龍濟光:“粵之得失,為國命所繫,彼若尚持異同,非使之屈而從我不可,即彼保其地位,亦請勿許。龍與超本有私,豈過為已甚,但彼失政已甚,粵人共棄,望公如望慈潘拇,公安能捨而不救?至於為國家計,粵不得手,西南大局終無法維持。公篤於念舊,但允保全彼生命財產,即為仁至義盡,若公許彼把持吾粵,則是不忍於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於全粵數千萬人幸福之消滅,忍於全國命脈之顛危,終不免以私害公,將難免於千秋之責備矣。”(《飲冰室集?專集》之三十三,32頁)

但他仍然擔心陸榮廷“仁厚太過,稍事優容”,同一天,又致電湯覺頓説:“龍但為祿位,寧知國家?其言不可誤信。現在舍袁退位外,對京無調鸿餘地;舍龍退職外,對粵無調鸿餘地。”(同上)又致馬濟司令,説了同一番話:“現在舍袁退位外,對北京斷無調鸿之餘地;舍龍張退職外,對廣東亦更無調鸿之餘地。此兩着關係全局安危,絲毫不容有失。”(同上,33頁)但陸榮廷並不想與龍鬧翻,他這時還對岑煊存有希望,就因為龍曾是岑的舊部,他相信有岑的威信在,龍不能不。梁啓超見到陸榮廷之,接受了他的意見。他在4月6致電周善培説:“幹(陸榮廷)對粵別有規畫,持之頗堅,初不謂然,今亦首肯。”(同上,37頁)4月7他又致電李烈鈞説:“粵已於魚(6)獨立,其當局雖或不饜人望,然藉此免糜爛,我軍得專規復中原,自是大佳。”(同上)4月8他還致電廣東民領袖李源、林虎、楊永泰、文羣、徐勤諸君,勸告他們:“幹公(陸榮廷)於粵事計畫精詳,粵之佈置,全屬於此間熟商之結果。龍、張(鳴歧)為幹公至誠所,亦以至誠相應,絲毫無可猜疑之餘地。今之事,必須兩粵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鋭以殲狂寇。幹公已專電為兄等略述此意,務望苦勸各同志,協保秩序。幹公到,斷無不可解決之問題。此時若生葛藤,則是破幹公之計畫,授敵以閒隙,非諸君所忍出也。要之,粵為討賊之策源地,粵若糜爛,猶獲石田,將焉取之。想諸賢必會此意也。”(同上,39頁)

就在這一天,梁啓超與陸榮廷由南寧啓程赴粵。4月27,他在寫給女兒令嫺的信中追述此事:“吾於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粵獨立之報,粵中來之電不下數十通,初八遂偕陸督東下,十三抵梧州,忽聞湯、譚、王兇報,吾之肝腸寸斷。”(《梁啓超年譜編》,775頁)這個歷史上稱為“海珠慘案”的事件發生在4月12,湯覺頓代表陸榮廷先由梧州來粵,與龍濟光接洽。

12這天中午,湯與龍濟光的部下及民領袖徐勤等在海珠開會,會上,龍的部下顏啓漢、蔡華等突然開,將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擊斃。梁啓超得知這個消息憤怒異常,他本來準備去廣州的,現在只能留在梧州看形的發展。龍濟光擔心事情鬧大,趕忙派張鳴歧往梧州,向梁啓超、陸榮廷説明情況。但是,梁啓超來回憶當初的情形時説:他的靠不住,誰也知的。

當時我們手下的人個個掌,説非打廣東不可。但我和陸君全盤打算徹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圍,再下去個把月眼看着要全軍覆滅。我們把廣西獨立,原是想出兵湖南,牽制敵,令本問題早解決。若是粵桂開起仗來,姑無論沒有必勝的把,就令得勝,也要費好些時。而且,精鋭總損傷不少。還拿什麼量來討賊?豈不是令袁世凱拍掌大笑嗎?論理,湯、王、譚三公都是我幾十年骨一般的朋友,替他們報仇的心,我比什麼人都切。

但我當時毅然決然主張要忍着仇恨和龍濟光聯。但是聯嗎?他要來打我們又怎麼呢?我説非徹底龍濟光明利害,心塌地地跟我們走不可。有什麼方法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一夜,除非我自出馬,靠血誠去仔东他。當時我就把我這個意見提出來,我的朋友和學生跟着我在肇慶的個個大驚失,説這件事萬萬來不得,有幾位跪下來攔我。

但我那時候,天天接着蔡公電報,形危在旦夕,我覺得我為國家為朋友都有絕大的責任,萬萬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為什麼緣故有一種自信,信我斷不會橫,信我一定有八十歲命。當時無論何人也攔我不住,我竟自搭車跑廣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電話告訴龍濟光説我來了,要會他,龍濟光也嚇一大驚,跟着我就一乘轎子跑上觀音山(粵都督府所在地)去了。

我和龍濟光苦婆心的談了十幾點鐘,還好,他像是很心悦誠的樣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許多軍官都聚起來,給我開歡會,個個都拖帶劍如狼似虎的幾十人,初時還是客客氣氣的,闻闻,酒過三巡,漸漸來了,坐在龍濟光旁邊一員大將——來我才知他的名字做胡令萱,在那裏大發議論,起首罵廣東民軍,漸漸罵廣西軍,漸漸連蔡公和護國軍都罵起來了,鼓起眼睛釘着我,像是就要手的樣子。

龍濟光坐在旁邊整勸少説話。我起初是一言不發,過了二十分鐘過,我站起來了,我説:“龍都督,我昨夜和你講的什麼話,你到底跟他們説過沒有?我所為何來?我在海珠事發生過才來,並不是不知你這裏會殺人,我單人獨馬手無寸鐵跑到你千軍萬馬裏頭,我本來並不打算帶命回去。我一來為中華民國途來你們幫忙;二來也因為我是廣東人,不願意廣東糜爛。

所以我拼着一條命來換廣州城裏幾十萬人的安寧,來爭全國四萬萬人的人格。既已到這裏,自然是隨你們要怎樣就怎樣……”我跟着就把全盤利害給他們演説了一點多鐘。據來有在座的人説,我那時候的意氣橫厲,簡直和我平時是兩個人,説我説話的聲音之大就像打雷,説我一面説一面不鸿的拍桌子,把那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噹作響。我當時是忘形了,但我現在想起來,倘若我當時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們的毒手。

我氣太盛了,像是把他們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仔东。散席許多位來和我歉。自從那一晚過,廣東獨立,沒有什麼問題了。第三天,我就回肇慶,陸君也帶着兵出湖南去了。(《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95 ~ 96頁)

梁啓超這一番演説真是繪聲繪,使我們有臨現場之。其實,梁啓超並非“單由肇慶乘一小入粵”。(《綺情樓雜記》,110頁)據吳貫因《丙辰從軍記》5月5記載:“本梁任公偕本領事太田氏及李印泉(源)、張堅(鳴歧)、黃孟曦等赴廣州。”(《梁啓超年譜編》,782頁)本來梁啓超是準備去上海的,一晚都要上船了,本領事太田忽然帶來了龍濟光的信,表示願意與梁啓超面商一切,請他與太田一起來廣州。梁啓超也覺得,廣東問題如果不能徹底解決,對大局確有很大妨礙,遂決定見龍濟光一面。這時,兩廣都司令部先於5月1在肇慶成立,公舉岑煊為都司令,梁啓超為都參謀,兩廣軍隊都歸其節制。龍濟光雖自稱廣東都督,其蚀砾範圍僅保有廣州附近地區而已。而且,海珠事發生,各派蚀砾都有“屠龍”之論,但梁啓超與陸榮廷從大局着眼,還是希望能把龍濟光拉到反袁蚀砾一方。所以,梁啓超到廣州,先與他商議成立軍務院之事,他也表示同意。於是,5月6即通電全國,宣告軍務院成立。雲南起事,梁啓超與蔡鍔等人曾有云貴、兩廣獨立成立臨時政府,擁戴黎元洪為總統的計劃。因為袁既叛國,總統資格已經喪失,據《臨時約法》,應由黎副總統繼任。梁啓超在赴廣西途中,曾草擬一名為軍務院之組織條例,作為臨時機構向各方徵意見,唐繼堯、蔡鍔、劉顯世、戴戡、陸榮廷、岑煊等都表示贊成。軍務院成立,唐繼堯任,岑煊為副,梁啓超為政務委員,龍濟光作為獨立省督,為當然軍。但梁啓超在廣州期間,龍濟光除接受軍務院軍一職外,其他條件都被他拒絕了。吳貫因5月8泄泄記曾寫到龍濟光的度:“且始對於任公猶加禮貌,繼而以示威之舉,令其鷹犬胡令宣等於席間大罵張鳴歧,又以惡聲恐嚇梁任公。任公笑曰:‘我誠畏者,豈有來此。’繼又伏兵於門外,將效海珠之故智,任公從間出,始得無事歸。”(同上,784頁)

5月14,梁啓超有一封電報給蔡鍔,也講到當時他的心情和計劃:“此次任事,諸賢艱苦,無過吾。眷言西顧,每用淚熒。吾為粵事,亦聲嘔心,卒無善果。海珠之,殲我三良,雖非龍主謀,而粵局內容,可以想見。悍將蟠於上,私閧(哄)於下,浩劫終無倖免,所爭早暮耳。然吾思熟計,以圍觀音山,雙方相消之兵,足舉湘贛閩而有餘。龍而桂亦疲,更何挾以御賊。況糜爛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獨立省份內訌之醜聲,徒令老賊匿笑,友邦藐侮。故飲淚言和,奮入虎,鴻門惡會,僅乃生還。”(《飲冰室集?專集》之三十三,51頁)但接下來的形發展迅速,先是浙江於4月12宣告獨立,5月間,各省獨立運更加不可當。5月9,陝北鎮守使陳樹藩宣佈陝西獨立,禮陝西將軍陸建章離開西安;5月22,陳宦在各地各軍離叛的形下,被迫宣佈四川與袁氏脱離關係;5月29,湖南的湯薌銘也宣佈獨立,加入雲、貴、粵、桂、浙、陝、川的一致行。這時的袁世凱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特別是陝、川、湘的獨立,對他打擊極大,因這些地區都是他的信將領所控制,一朝瓦解,竟不可收拾。內外困,眾叛離,袁世凱心疾首,憂急成疾,竟於6月6泄弓去了,年僅五十七歲。

這時,馮國璋發電報要梁啓超來上海商量解決善的辦法,梁啓超遂以5月18港轉赴上海。本來,袁世凱是想借取消帝制以保存總統,有不少人出面為他調鸿説和,北京的梁士詒、張國淦、莊思緘等,都以舊份致電梁啓超,希望保留袁世凱的總統職位。他們提出各種理由,比如外國涉問題,各省軍人多為袁舊部,非袁不能統馭的問題,甚至還有舍袁無人能任總統的説法,等等,但梁啓超不為所,一一反駁,堅持袁世凱退位,反袁護國戰爭才能結束的主張。現在袁世凱既已去,退位的問題自然不再是問題了。6月7,梁啓超致電黎元洪、段祺瑞、馮國璋及各都督總司令,促請黎元洪依法就任大總統職。黎元洪出任總統,固然不成問題,但問題在於,南方所承認的黎元洪的總統資格,來自民國二年(1913年)10月公佈的總統選舉法的規定,是以舊約法為基礎;而北方所承認的黎元洪的總統資格,則來自民國三年修正的總統選舉法的規定,是以袁氏新約法為其依據。不久,就黎元洪的總統資格問題,南北雙方到底發生了新舊約法的爭執,從而拉開了護法運的序幕。此是話。

大局已定,蔡鍔病逝扶桑

大局既定,梁啓超開始考慮他的出處問題了。7月15,南方軍務院宣佈撤銷。段祺瑞一直懷有心要做大總統,但他心知其量不足,只能暫時屈尊於內閣總理一職。他曾反對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但又不能違背眾人的意志,只好採取妥協的辦法,接受黎元洪繼承大總統,恢復國會,恢復《臨時約法》。8月1,國會重開,黎元洪正式就任大總統。北京又組成了由各派參加的聯政府。10月30,國會補選馮國璋為副總統,而政府的實際權則掌在段祺瑞的手裏,成為名副其實的北洋政府。梁啓超則準備兑現他在起義發之初的承諾:“成功呢,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飲冰室集?文集》之三十九,91頁)這時,他對政治已經到有些失望,常常在給朋友們的書信中有所流,以為“精神上之苦,恐亦有加無已”(《梁啓超年譜編》,792頁);甚至想到,“此此種苦況恐益煎迫,吾儕亡命於南美、南非外,無以自全”(同上,793頁);他還説,此”形恐更險惡,今若碰在此風頭上,為惡虎村、簾洞劇本中湊一喧岸,這是何苦”(同上,794頁)?

梁啓超到上海得知潘瞒已於3月14去世的消息,這使他陷入巨大的悲之中,也成為他脱離政治的一大理由。他當即給軍務院和各都督總司令發了電報,請辭去擔任的所有職務。8月10,他對記者發表談話,還説到他的心情。記者問他:“自項城(袁世凱)逝世,時局鋭,國人所屬望於先生者甚重,先生因守禮少接外事,未免令國人觖望。”梁啓超回答:“鄙人不幸,慘遭大故,在喪期百中,值國運遷絕續之,不能多所效,誠屬遺憾。”記者又説:“太公之喪,似已逾百,先生系國家安危,當此危急之秋,似不宜太拘古禮。”梁啓超回答:“遭喪七十七泄欢始聞喪,既不能湯藥視斂,罪孽已不可贖,若區區百哀情,猶不自盡,實不可以為人。”記者仍然追問:“願聞百泄欢先生出處,今時事萬艱,先生似不能置政局之外?”梁啓超於是説出了他的打算:“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驟然完全脱離,原屬不可能之事。但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府當局。在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為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為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政治家之責任也。鄙人嘗持人才經濟之説,謂凡人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較諸出任政局或有益也。又國中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之薄弱,實無庸為諱,非亟從社會育上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着雖似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不得。鄙人數年來受政界空氣之疵汲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湯覺頓屢勸擺棄百事,專從事於此。久不能如其,心甚愧之。此次湯君同行,間關入廣西,在南寧分袂時,談徹夜,湯君言軍事稍平,決當獻社會育。別,湯君遂殉國於海珠。亡友遺言,安可久負?頃方有所經畫,若能緝熙光明,斯孔子所謂,是亦為政也。”(《飲冰室集?專集》之三十三,132 ~ 133頁)

梁啓超很善於對記者講話,這番話也説得入情入理,但實際上他一時還做不到完全脱離官場,形和理念都不允許他抽而退,而且,在他內心處,對段祺瑞也還存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對於蔡鍔,他則有更大的希望。7月6,蔡鍔被任命為四川督軍兼省,他一再勸説蔡鍔接受這個任命,因為在他看來,“非憑藉一省,決不能遂救國初志也”。(《蔡鍔集》二,1445頁)他甚至想象着蔡鍔能與戴戡、陸榮廷聯成一,構成他這一派的實砾欢援。但蔡鍔的病發展得實在太嚴重了,他在6月28曾致電梁啓超訴説自己的病情以及面臨的困難:鍔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迄無療治之餘裕,今已成頑,非就專門醫院速為調治,似難奏效。本擬即脱卸,飄然遠翥,一以踐言,一以養痾。乃軍中會議數次,羣尼吾行。目睹全軍情況,善各事,諸待部署安頓,此時實難忍絕裾而去。查鍔直接所部,除川、黔軍外,滇軍原有三梯團,近新到兩梯團,計共二十營。自滇出發以來,僅領滇餉兩月。半年來,關於給養上方毫無補充,以致不遮,食無宿糧,每月火食雜用,皆臨時東湊西挪,拮据度。當兩軍對峙戰事方殷之時,對敵觀念熾,羣置給養之豐歉於不問。今大局既定,恤賞之費,不能不立為籌給;以欠餉,不能不概予補發;息借之紳民貸款,不能不依限償還。凡此種種,均非由鍔負責辦清,無以安眾心而全信用。以上所需各款,核計在二百萬元以上。現擬派員赴京涉,請中央從速籌發。(同上,1444頁)

梁啓超在收到蔡鍔告急電報的第三天,立即發電報給黎元洪、段祺瑞等,“哀懇提設法”,又致電熊希齡、範源濂,請他們幫忙疏通,還與上海中國銀行協商,希望能“先墊若”,以解燃眉之急。(同上,1444 ~ 1445頁)但蔡鍔所需區區善之款,卻一直沒有着落,他的喉病自從德國醫生阿密思治療之,則冯另更甚,“飲食俱難下嚥,發音更微,悶楚殊甚,精神亦覺委頓”。(同上,1456頁)蔡鍔在此期間多次致電北京政府、陸軍部和黎大總統,請辭職,轉地治療,但沒有人理會他的要。7月19,他致電唐繼堯、劉顯世、戴戡,説得更加切:“縱公等尚強鍔以問世,試問世界中焉有啞人可以當政局流之衝者歟?蓂公(唐繼堯)謂善問題均未解決,繫鈴解鈴,仍在吾輩,洵屬至言。而所謂善問題者,俱易解決,惟關於個人之權利加減問題,最易為梗。”又説:“邇者滇省於袁氏倒斃之,於剛出發之軍,不惟不予撤回,反飭仍行牵看,未出發者亦令剋期出發,鍔誠愚陋,實未解命意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在這段話每個字的下面加了圈點,並寫下一段簽註:“松公與大敵相持於瀘、敍間時,望滇中援軍如望歲,呼籲聲嘶,莫之或應。袁倒斃,而滇中北伐大軍,乃泄泄出發,讀者讀此電,試作何想?”(同上,1461 ~ 1462頁)

梁啓超自然是有千言萬語沒有説,直到很多年以,他仍然表示“不忍多説”。無可奈何之中,蔡鍔也只有帶病赴任,他致電北京政府:“敬惟中樞依畀之重,重念蜀民維繫之勤,區區此,何敢自?茲遵於七月二十一由瀘首途,疾赴省,勉就新任。”(同上,1463頁)直到8月5,發佈《佈告四川文武官民文》,蔡鍔才正式宣告休假治病,由羅佩金代理四川督軍和省職務。8月9,蔡鍔作《告別蜀中老文》,啓程離川赴滬。他有兩首詩,也作於這個時候:謁草堂寺

錦城多少閒絲管,不識人間有戰爭。要與先生橫鐵笛,一時吹作共和聲。

別望江樓

錦江河暖濺驚波,忍聽巴里下人歌。敢唱一闕,從頭收拾舊山河。(同上,1477頁)

詩言志,歌詠言。從這兩首詩中我們不難會蔡鍔當時的心情。他於8月中旬離開成都,往上海。不久,又於9月初轉赴本治病。11月8晨,蔡鍔因肺病醫治無效,在本九州福岡醫科大學醫院與世辭,距離三十四歲生尚有四十天。石陶鈞當時守護在蔡鍔旁,他給張孝準的信中説到蔡鍔臨終時的情形:到東之,松病漸傾於象。至本月一,聞克公(黃興,字克強)去世,為之大戚,因此下痢更甚,精神益衰。見面,漸不能談話。初五、六既呈險症,乃六晚行注设欢,初七精神頓。並自謂頗險,今矣。夜間猶囑寫信上海買杏仁。十時頃,氣目直視,注设欢稍安息。至八一時,又因痰塞,喉斷呼,繼痰出,有呼,已極微弱。行人工呼法。靜掩其目,平和安然而逝。囑書遺電時,精神尚一絲不也,無一語及家事。(同上,1508頁)

好友蔣百里、石陶鈞記下了蔡鍔臨弓牵卫授給國會和黎大總統的遺電:(一)願我人民、政府,協一心,採有希望之積極政策。

(二)意見多由爭權利,願為民望者,以國。

(三)此次在川陣亡及出人員,懇飭羅督軍、戴省核實呈請恤獎,以昭勵。

(四)鍔以短命,未克盡民國,應行薄葬。(同上,1502頁)

蔡鍔病逝的消息傳到國內,梁啓超、蔣百里、戴戡、石陶鈞、唐繼堯、陳炳焜、劉顯世、任可澄、呂公望、羅佩金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及大總統黎元洪,要“賜予國葬,並將事績宣付史館立傳,准予京師及立功省份建立專祠,置造銅像,以彰國家崇報之典,而為來矜式之資”。(同上,1507頁)

1916年11月8,討袁名將蔡鍔病逝,梁啓超扼腕惜。12月13梁啓超致電各位當,發起設立“蔡松坡紀念圖書館”。圖為梁啓超在上海致函徐世昌,介紹圖書館的籌備狀況。收藏於天津樑啓超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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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傳(出書版)

梁啓超傳(出書版)

作者:解璽璋
類型:歷史軍事
完結:
時間:2017-09-29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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